来源：河南商报
顶端新闻记者 张恒
【资料图】
中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无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接受顶端新闻记者专访时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应该保障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公共福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促进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
保障留守儿童随父母到工作地上学
顶端新闻：你在提案中建议，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和居住所在地接受教育，是基于哪些原因考虑?
陆铭：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伴随着大规模的跨地区人口流动。在人口流入地，由于经济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非常强，所以持续带来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相应的劳动力需求。而个体在人口流动中，又带来收入的提高。这样一来，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持续增长就成为长期趋势。
但是客观上讲，人口流入地存在着学校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也长期存在着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的门槛，这就使得我国一直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主张年轻的父母回到老家照看孩子，就与经济增长、就业创造、提高个人收入相矛盾。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就应该大力促进留守儿童，跟着自己的父母在父母所在地接受教育。
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家庭团聚，还可以改善孩子的教育质量，为中国成为人力资源大国打下基础。短期看，劳动力的流动会带来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长期看，会带来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
顶端新闻：你建议修改《义务教育法》将第十二条，将“户籍所在地”改为“居住所在地”。如何评价现阶段的户籍制度对区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陆铭：现阶段的户籍制度已经在逐步改革，尤其是在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已经可以实现自由落户。但是在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目前还不能实现自由落户，有一些超大城市的落户门槛还比较高。其中，又因为在积分落户的指标里，设置了一个跟教育水平相关的分值。这实际上就使得长期稳定就业、居住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但是教育水平不高的人，在本地落户的难度加大。
这种状态虽然已改变很多，但仍然是当前劳动力市场上，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它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来说，是一个障碍因素。
我们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和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是偏低的。同时，从城镇化既有的水平来看，我们城镇化的质量也不够高。根据统计，大约有1/3的城市常住人口，不拥有本地城镇户籍，因而不能完全平等地享受本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城市化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还希望能够尽快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加快把公共服务向外来人口群体实现全覆盖。
从区域发展角度来讲，不管是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实证研究，我的团队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学家，都用理论和实证证明了一个道理：劳动力的流动可以促进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
当前中国，因为劳动力流动越来越自由，人均收入差距在地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畅通劳动力市场上的循环，建设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就会对进一步的缩小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产生阻碍作用，不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顶端新闻：具体来说，你有哪些建议?
陆铭：第一，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将第十二条，“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改为“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居住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第二，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建议提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逐步达到4.5%。进一步推进中央有关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入地吸纳外来人口落户的数量和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就读数量挂钩。
第三，督促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中小学教育逐步覆盖外来人口的随迁子女。对资金不足的地方政府，帮助其发行外来人口市民化的专项债，并且用于增加教育投入。鼓励企业和社会等民间力量办学，降低为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提供教育的办学门槛，转而将教育的监管主要施加于教学内容和质量，为民办教育提供资金、场地的扶持。由于流动人口收入低、工作繁忙，应在资金和场地等方面扶持针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学校外教育和照看，并同步覆盖城镇低收入家庭和单亲家庭。
第四，修改完善有关地方政府义务教育公办入学比例的考核机制。避免地方政府通过减少民办学校来提高公办入学比例。强化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在本地接受教育比例(即流动人口子女中本地入学数与总数之比)的考核。
第五，逐步扩大12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在人口流入较多的地区，加大力度建设高中阶段的学校，让更多流动人口子女能够在父母所在地接受高中教育。适时修改相关法律，实施12年义务教育，在立法层面，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可在父母工作和居住所在地获得教育。
流动人口需要公平的社会福利
顶端新闻：“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或者说两个选择，是中国城镇化过程催生的群体。是否可以说，流动人口为中国城镇化做出巨大奉献，也应该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陆铭：对的，就是因为流动人口本身为流入地的经济增长做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就应该在公共服务的享受上拥有均等化的权利。
即便从个人所得税上来讲，一些流动人口，可能个人收入没有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水平。但是他们只要在流入地从事生产，就会对经济发展、对企业的税收产生贡献。同时如果相关人群从事生活服务业，也方便了自己工作所在地的居民生活。
而且按照道理来讲，公共服务应该有个原则，它应该起着照顾低收入者、让不同人群之间的实际生活质量差距变小的作用。而事实上，户籍身份所带来的不同人群之间的福利差距，是和这个原则相互矛盾的，所以必须从公平性的角度加以改革。
顶端新闻：除了子女教育问题，流动人口还面临哪些权益应该给予保障?
陆铭：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福利待遇，还应该包括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
由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没有到位，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担心，万一流动人口在城市失业，是不是有回老家的退路。实际情况是，哪怕是过去三年疫情期间，经济和就业受到很多负向影响，回去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并没有像大家想象那样离开城市。因为我前面讲过，大量的外来人口，实际上在就业所在地是有稳定居住的，即便失业，也需要有城镇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跟上。
所以，我认为应该尽快让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流动人口群体，不能回避问题。
顶端新闻：当前中国呈现老龄少子趋势，将如何影响未来城镇化与区域发展格局?
陆铭：当前中国人口趋势发生变化，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GDP当中，93%左右是来自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完成的。所以虽然总量的人口红利基本上消失了，但是如果借助于城镇化，实际在城镇地区，每年仍然可以新增一千万左右的就业人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可以借助着城市化和结构转型来持续更长的时间。
另外就是人口流动。人口的流动可以在既定的劳动力资源情况下，改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从整个国家角度来讲，实际上就是提高了配置效率维度的人口红利。对于个体层面，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个体去追求更加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选择，从而增加个人层面的福利。
顶端新闻：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说，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陆铭：其实前面已经说到，就是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修改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来进一步促进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推动全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完成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但是这项改革需要时间，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渐进的。所以，在人口流入地，对于那些暂时不能获得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来讲，就要先逐渐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广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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